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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弱女子，同日本政府进行了8年“嘴战”，她的背后是一群七老八十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她，就是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
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实。
自1995年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决心为无数中国受害者鸣冤昭雪。为调查取证，王选风尘仆仆，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
在国内受害各地留下了她无数足印，收集的那一幅幅图片，那一本本资料，那一盘盘调查录音带，堆集成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铁证如山。
在日本，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王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时731部队的官兵出庭作证。为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队罪行，王选从中国到日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举办展览，做演讲，开研讨会，努力赢得国际支持，贡献了她所有的时间精力，把整个生命投入到这个行动当中……
关注自己的同胞 不要让受害者孤单
对我们周围的受害者，其实所有中国人在他的周围、他的家乡、他周围的人群里都可以了解到这个历史。首先要关注自己的同胞，关注社会中的受害者
P.S. 我记得看过一个新闻，当王选老师第几十次的坐在法庭上，而观看席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差一点支持不下去。
1995年，一个偶然的消息，让她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她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
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 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小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地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在乡亲的推举下 成为诉讼原告团团长
1996年始，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既精通日语又懂得浙江方言，只有她能和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崇山村农民想为先辈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却又不知如何做。在乡亲推举下，王选成了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频繁往返中日，悉心搜寻铁证，走遍大半个中国，一次次严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除了后来的少量华侨资助，全是自费。调查、诉讼成了生活核心，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几乎全搭了进去。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
在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长期被卑鄙掩盖的肮脏真相，终于被认定为事实。这是王选们多年艰苦努力后换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尽管如此，一审判决中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是，有了上诉、二审的继续。
王选将诉讼过程看做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王选带着原告等10名人众进入内阁总理府，向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和外务大臣町村信孝请愿。出面接待的是内阁的两位官员。面对内阁官员，王选用流利的日语义正严辞地说：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
拨开60年的重重迷雾收集资料和证据，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王选说，她知道全国人民在精神上都是很支持她的，但精神上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她希望大家能行动起来。受害者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精力非常有限。如果年轻一辈再持漠视观望的态度，这件事情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王选的身后是一些七老八十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其中有9个是当年宁波细菌战的受害者。但如今，她的那支“告状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其中的宁波人也在减少。官司历经8年，部分原告已去逝。
可能这一代人都很少知道有这么一个王选女士在独行！ |